摘要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作为全球首个系统性实施的碳关税工具，自2023年立法确立、2026年1月1日正式进入实质性征收阶段以来，在全球能源转型与气候治理体系重构的背景下，碳排放权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核心竞争要素。该机制以“碳成本公平”和“防止碳泄漏”为核心理念，要求进口特定高碳产品的企业购买与欧盟碳市场挂钩的CBAM证书，实质上将欧盟的气候政策延伸至域外。围绕其法律合法性的国际争议持续升温。然而，CBAM在WTO框架下的合规性面临严峻挑战——其碳排放默认值的差异化设定涉嫌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证书清缴机制与欧盟本土企业免费配额的并存状态涉嫌违反国民待遇原则。2025年俄罗斯正式就CBAM向WTO提起争端磋商请求，与此同时，冰岛亦对CBAM提出了正式关切。中国作为CBAM的主要受影响国家之一，虽未正式启动争端解决程序，但面临钢铁、铝等行业每年数亿至数十亿美元的潜在碳成本压力。本文在系统梳理CBAM法律架构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WTO合规性争议，全面阐述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为核心、以双边磋商、区域合作和国内碳市场对接为辅助的多层次争议解决路径，并提出中国企业的具体应对策略。
关键词：碳关税；碳边境调节；CBAM；WTO合规性；争端解决机制
一、引言
2026年1月1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以下简称CBAM）正式结束为期两年的过渡期，进入实质性征收阶段，成为全球首个系统性实施的碳边境调节工具。这一机制以“碳成本公平”原则为核心，旨在防止“碳泄漏”——即企业为规避欧盟内高碳价而将生产转移至低碳价地区，从而削弱本土减排效果。自2027年起，欧盟进口商不仅需申报其上一年度进口的CBAM覆盖产品产生的碳排放，还需向欧盟购买并清缴对应的CBAM证书。目前CBAM涵盖水泥、电力、化肥、氢能、钢铁和铝六大类高碳产品，并计划于2028年起扩展至约180种钢铁和铝密集型下游产品，包括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和家用电器等，管控范围实质上将覆盖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主要工业制成品。然而，CBAM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激烈的国际法律争议。支持者认为，在全球碳定价体系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CBAM是弥合碳价差异、激励全球减排的合理工具，且其设计符合GATT第20条关于环境保护的一般例外条款。反对者则指出，CBAM本质上是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将欧盟自身的碳定价标准强加于贸易伙伴，违背了WTO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核心原则，也偏离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围绕CBAM的合法性争议，已出现多起国际争端实践。2025年5月，俄罗斯联邦正式就CBAM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争端磋商请求，要求与欧盟就CBAM一揽子措施及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下的所谓出口补贴问题展开磋商。与此同时，冰岛等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国也对CBAM的域外适用提出了正式关切。中国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和全球碳密集型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在CBAM框架下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据测算，受CBAM影响的产品约占中国对欧出口总量的3.5%，以钢铁和铝产品占比最高。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CBAM的法律争议本质、系统梳理争端解决途径、为中国企业和政府提供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CBAM的法律架构与争议焦点
（一）CBAM的制度设计逻辑CBAM的核心运行逻辑可以概括为“碳成本等同”——确保进口产品承担与欧盟同类产品相当的碳成本，从而在欧盟内部ETS免费配额逐步取消的过程中，防止欧盟本土产业因碳成本劣势而将生产转移至境外。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三个相互衔接的制度构件。其一，排放核算方法。CBAM关注产品整个生产链的隐含排放，既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排放（如制热、制冷工序产生的排放），也包括生产所耗电力对应的间接排放。对于钢铁、铝、氢能、电力等产品，目前仅需计算直接排放；对于水泥、化肥等产品，则需同时计算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隐含排放的计算存在两种路径：企业可通过经欧盟认可的第三方核查机构核实的实际数据进行申报；或采用欧盟按各国设定的默认值进行申报——但默认值通常根据各行业表现最差的百分位数设定，整体显著高于企业实际排放水平，有数据显示默认值往往比实际排放高出30%至50%。其二，证书清缴机制。进口商必须购买并清缴与其进口产品经核实的隐含排放量相对应的CBAM证书，每份证书对应一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CBAM证书价格与EU ETS碳市场配额价格挂钩。欧盟委员会已于2026年4月正式发布首个CBAM证书官方价格：2026年第一季度价格为75.36欧元/吨二氧化碳当量，自2026年起正式对进口商销售。进口商最终需清缴的CBAM证书数量，还需扣除产品在原产国已有效支付的碳价以及欧盟境内同类产品所享有的免费碳排放配额。其三，分阶段实施策略。过渡期（2023年10月至2025年12月）仅要求进口商按季度提交报告，无需实际缴费。自2026年1月1日起进入正式实施期，进口商须每年申报上一年度进口产品的碳排放并购买相应CBAM证书，证书清缴义务自2027年起全面启动。这一制度设计虽然体现了欧盟在气候治理领域的雄心，但其单边性和域外效力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广泛的法律争议。需要指出的是，CBAM的立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博弈进程。自2007年法国首次提出对未签署《京都议定书》国家征收碳关税的设想以来，欧盟便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要推动者。2021年欧盟委员会正式提出CBAM立法提案，将钢铁、水泥、铝等五大高耗能行业纳入征税范围，并设定2023至2025年过渡期。欧洲议会主张强化征税力度，将间接排放纳入核算并缩短过渡期，而欧盟理事会则倾向渐进式推进以平衡成员国利益。最终于2023年5月，CBAM正式生效成为欧盟法律，标志着全球贸易规则向低碳化转型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碳关税的“俱乐部化”趋势日益明显：英国政府于2024年10月宣布与欧盟相似的CBAM实施计划，预计2027年生效；澳大利亚政府修订《保障规则》，提出应对碳泄漏并出台相关碳边境调节机制及支持性政策；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亦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碳关税的支持，并加紧酝酿自身方案。这种发达国家主导的气候政策“俱乐部化”趋势，正在形成具有排他性的绿色贸易壁垒体系。（二）主要法律挑战CBAM在WTO框架下的合规性问题，可从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以及一般例外条款三个维度加以分析。第一，最惠国待遇原则（GATT第1条）。最惠国待遇要求一成员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任何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然而CBAM的碳排放默认值机制对不同国家的同类产品采取差异化标准——欧盟为不同国家设定了不同的默认排放值，中国等主要出口国的默认值被普遍设定得较高。同时，对已建立碳市场且碳价较高的国家，其进口产品可抵扣更多已付碳价，实际税负较轻；而对碳市场尚未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更重的CBAM负担。这种基于各国实际排放强度和碳定价水平的差异，虽在表面规则上保持中立，但若默认值的设定缺乏客观、透明的标准，或者对某些国家的默认值明显高于其实际排放水平，则可能构成事实上的歧视，从而与最惠国待遇“无条件、无差别”的要求产生冲突。以电力间接排放核算为例，欧盟对于非物理直连的电力采购仅认可特定排放因子，而我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尚未建立国际互认机制，这种技术标准差异可能使中国企业实际碳成本被高估，进一步加剧事实上的歧视。第二，国民待遇原则（GATT第3条）。国民待遇原则要求进口产品在边境后所承担的国内税费，不得超过对本国同类产品所征收的税费。CBAM证书价格与欧盟碳市场价格挂钩，但进口产品需全额为碳排放买单，而欧盟本土同类产品在ETS框架下仍享有相当比例的免费配额（尽管免费配额正逐步取消，但过渡期内差距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在某一时期内，同类产品的碳成本负担在国内与国外之间并不对等。欧盟CBAM证书有偿购买机制与ETS免费配额制度的内外有别状态，构成了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性待遇，难以通过国民待遇的检验。有学者明确指出，“欧盟碳交易体系配额价格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有偿购买证书‘内外有别’有违WTO国民待遇原则”。第三，一般例外条款（GATT第20条）。欧盟为CBAM辩护的核心法律依据是GATT第20条（b）款和（g）款——允许成员采取“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以及“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前提是这些措施的实施方式不构成“对情况相同的国家之间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或“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然而，CBAM是否满足第20条前言的程序性和实质性要求，存在严重疑问。有学者指出，CBAM将自身标准强加给贸易伙伴，已违反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要求。此外，替代措施的充足性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碳税等国内措施可以有效解决碳泄漏问题，则CBAM作为边境措施的必要性就值得商榷。（三）国际法争议CBAM的合法性争议不仅限于WTO框架，还触及更广泛的国际法维度。其一，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原则的冲突。发展中国家批评CBAM将发达国家的减排责任通过贸易手段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忽视了各国发展阶段、历史排放责任和减排能力的巨大差异。有研究指出，CBAM将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就业与出口受损，削弱其气候行动的财政能力。其二，CBAM作为单边措施的域外效力问题。传统国际法理论倾向于限制一国将国内法律措施域外适用的权力，而CBAM实质上是将欧盟的碳定价标准强加于第三国的生产活动，对传统的主权与管辖权理论构成了新挑战。其三，如果CBAM被认定为违反WTO规则，则还可能引发受影响的贸易成员依据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反制欧盟对本土产业的免费配额补贴，将争议推向更复杂的合规层面。
三、CBAM争议的多途径争端解决机制
围绕CBAM的法律争议，当事方可通过多种争端解决途径寻求救济。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是目前最具法律约束力和系统性的跨国产权救济渠道，它也构成了针对CBAM争议的核心与焦点；与此同时，双边磋商、区域合作、国内司法救济和国际仲裁则为当事方提供了更灵活、更多元的路径选择。（一）WTO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是解决CBAM多边贸易争议最为核心、最具法律约束力的路径。该机制遵循“磋商→专家组→上诉”的递进式程序安排。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第一步是争端当事方之间的强制性磋商。2025年5月，俄罗斯联邦依据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4条，正式就CBAM向WTO提交争端磋商请求，要求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就CBAM一揽子措施以及EU ETS下的出口补贴问题展开磋商。俄方认为，CBAM机制和免费排放配额制度本质上是以环保为幌子的保护主义手段，不仅对欧盟以外国家构成不公正贸易限制，也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能力。俄方同时援引了WTO多个协定——包括GATT1994各项条款、《进口许可程序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作为其法律依据，形成了多角度的法律责任论证格局。截至2026年初，磋商仍在进行中，如果磋商未能解决争议，俄方可请求成立专家组进行审理。若磋商未果，申诉方可请求DSB设立专家组，由三名独立专家审查争议措施是否符合WTO规则。专家组程序的推进意味着CBAM的WTO合规性问题将从法律理论探讨进入正式的制度化裁决程序。这不仅将考验欧盟的法律辩护策略，更将为CBAM的合规边界提供首个权威性司法判定。虽然WTO上诉机构因美国长期阻挠任命新法官而陷入停摆，但部分成员已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作为替代性上诉机制。若MPIA不足以化解终局裁决的效力僵局，败诉方仍可能通过其他手段搁置执行；但不履行DSB裁决将承受持续的声誉损失和反制措施风险，欧盟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压力势必显著上升。值得指出的是，WTO争端解决程序耗时较长。但即便裁决结果短期内难以实现，争端解决程序本身已产生了重要的外部效应：它迫使欧盟在面对正式的法律挑战时必须细致回应CBAM的WTO合规性问题，从而为后续多边谈判及其他受影响国家提供了制度示范窗口。（二）双边磋商与政治解决途径与WTO争端解决程序并行的双边磋商与政治谈判，构成了CBAM争议解决的补充路径，具有灵活性高、成本较低、可避免对抗性升级等优势。代表性案例如冰岛对CBAM的立场。作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成员国，冰岛虽非欧盟成员，但其与欧盟之间存在欧洲经济区（EEA）协定的紧密联系。冰岛就CBAM提出正式关切，要求欧盟在将CBAM相关法案纳入EEA协定时充分考虑非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平衡，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双边博弈。这种做法虽然未诉诸WTO等正式法律机构，却通过区域协定框架进行利益协调与规则调适，为其他对CBAM持保留态度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制度参照。中国亦可考虑在WTO争端解决框架之外，利用中欧双边政治与经贸对话机制——包括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等——就CBAM的实施细则、默认值设定、碳定价互认等问题与欧盟展开深入的技术性磋商。通过双边渠道争取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的规则安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多边裁决周期过长而带来的经济冲击。（三）边框架下的集体应对在WTO框架面临功能弱化以及CBAM争议短期内难以通过多边裁决迅速解决的背景下，区域合作正逐步成为CBAM集体应对的重要路径。以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例，该协定涵盖全球30%的GDP与23亿人口，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学者明确提出，可在RCEP框架内纳入绿色贸易条款，通过降低区域内绿色产品关税、实现产品标准互认、简化通关检验流程等方式，对冲CBAM等单边绿色贸易壁垒带来的不利影响。欧盟与越南之间的《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也提供了区域层面协调CBAM分歧的经验。越南作为东南亚重要制造业国家，在EVFTA框架下要求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更长的合规过渡期和技术援助。此类区域层面的制度安排，既有助于缓解CBAM对单一国家的冲击，也能为改进全球碳定价与贸易规则之间的协调积累经验。此外，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碳市场建设，2021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4年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并同步建立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2025年8月印发的《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完善碳定价机制。中欧双方在碳市场对接技术层面的合作，有助于推动CBAM对中资企业已付碳价的充分认可，从而从源头上减少CBAM引发的合规争议。（四）国际仲裁与国内司法救济除WTO争端解决机制外，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投资仲裁（ISDS）以及国内法院的司法救济，为受CBAM影响的企业提供了相对直接的个案维权路径。就投资仲裁而言，CBAM措施如果被认定为违反欧盟在双边投资条约或多边投资协定（如《能源宪章条约》）中的公平公正待遇、非歧视待遇或间接征收等义务，受影响的外国投资者可依据相关投资条约提起国际仲裁，要求欧盟赔偿因CBAM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一路径的难点在于条约适用范围的界定以及因果关系的证明，但对于在欧盟境内设有生产基地或与欧盟企业存在长期供货关系的中国企业而言，不排除未来出现ISDS个案的可能性。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多数包含公平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条款，理论上可被援引作为挑战CBAM的法律依据。中国大陆和欧盟成员国国内法院的司法救济同样是企业维权可探索的方向。例如，中国出口企业若认为CBAM默认值设定存在事实错误或程序不公，可在欧盟成员国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认定相关实施措施违法。不过国内诉讼只能针对具体执行行为而非CBAM框架立法本身，维权效果较为有限。（五）多种途径的比较与协调上述四种争端解决路径各有优劣。WTO争端解决机制是目前最具权威性和法律约束力的多边路径，但耗时较长且在当前上诉机构停摆背景下执行机制有待完善；双边磋商与政治解决具有灵活性和及时性，但缺乏硬性约束力，结果往往取决于当事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和政治意愿；区域合作集体应对能够在多边层面形成制衡，但需要较长时间的制度构建和协调；国际仲裁与国内司法救济更适合个案维权，难以从根本上改变CBAM的制度性歧视。从中国政府角度看，应坚持“多边途径为主、双边与区域途径为辅”的战略取向——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挑战CBAM的核心违法点，同时在双边和区域层面争取务实利益，构建多层次的争议解决应对体系。从受影响企业的角度看，则应重点关注合规层面的微观应对：如果合同约定碳税由出口方承担，则需提前测算CBAM成本并调整报价策略；如果合同未作约定，则应尽快通过补充协议或谈判方式将CBAM相关义务和责任加以明确，避免在将来清缴环节中陷入被动。
四、CBAM争议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一）对中国出口行业的实质性影响
CBAM的实施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多层次、渐进式的压力。从短期看，直接影响最为突出的是钢铁和铝行业。虽然证书清缴义务由欧盟进口方承担，但进口商会通过产品变相降价、合同约定碳税分担比例等方式，将成本部分或全部转嫁给中国供应商。从中期看，CBAM将重塑中国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格局。采用实际值申报法的企业可通过展示真实的低碳排放获得碳成本优势，而依赖默认值的企业则将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市场份额可能被低碳转型更快的国家企业所挤压。从长期看，CBAM将加速中国整体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推动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出口比重逐渐下降，绿色、低碳产品出口比重有望上升。
（二）政府层面的多维应对策略
应对CBAM挑战，中国政府可从以下几个维度系统施策。
第一，继续坚定推进国内碳市场建设。加快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MRV（监测、报告、核查）体系，提升核算精度与碳价信号的真实性，力争在国际碳市场对接中争取对等的话语权。当中国碳市场碳价与EUETS碳价差距缩小时，企业可抵扣的已付碳价金额相应增加，从而降低CBAM证书清缴负担。全国政协委员张兴赢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加快完善碳定价机制，支持金融机构开发碳保险、碳远期等产品。
第二，加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与碳标识制度建设。积极引导企业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开发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和碳标识认证制度。2025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识认证制度，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这为企业应对CBAM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三，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双边对话渠道。一方面，积极配合和支持俄罗斯等WTO成员在CBAM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法律主张，必要时以第三方身份参与其中，表达中国关切；另一方面，在中欧双边高层对话中，将CBAM默认值设定、免费配额调整、碳价互认等核心问题作为重点议题纳入讨论框架，争取在实施细则层面获得更公平的待遇。
第四，推动区域绿色贸易合作。在RCEP框架内积极推动绿色贸易规则的制定，通过区域内标准互认和关税减免，有效对冲CBAM带来的单边贸易壁垒效应，构建中国与亚太国家在绿色贸易领域的共同阵线。
（三）企业层面的合规应对路径
对直接或间接向欧盟出口的中国企业而言，应对CBAM既是迫在眉睫的合规挑战，也是重塑绿色竞争力的战略机遇。以下从碳数据管理、技术升级、合同谈判和风险防范四个维度展开具体分析。第一，构建清晰的“碳账本”。碳数据管理是CBAM合规的基础，不仅是一个技术活，更是一个法律活，所有数据和流程最终都必须经得起外部的审计、质询与核查。企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厘清核算边界。企业需要核算的不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总排放，而是出口产品生产链条上的碳排放含量，准确识别从原料到成品的各个环节和工序中属于CBAM管控的范围，避免因核算边界不清而触发默认值适用。其二，正确选择核算方法。欧盟允许企业在排放因子法、质量平衡法或连续测量法之间进行选择。对于采用了先进节能技术或循环利用工艺的低碳环节，质量平衡法比排放因子法更能体现减排成效，企业应结合生产实际与成本效益做出合理判断。其三，借力完成合规认证。欧盟要求碳排放数据须经独立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验证报告，企业应提前接触有资质的机构，将核查要求融入日常管理，并严格按照CBAM季度报告要求准备产品数量、原产国、生产工艺、直接与间接排放量、已支付碳价等信息。第二，实现减排以降低税基。技术升级是能从根本上降低税基的路径，尤其是在2026年初开始施行碳关税到2034年完全取消免费碳配额的近十年窗口期内，企业应准确把握这一关键时期。对于高碳直排行业，可进行工艺革新与替代。以钢铁行业为例，短期可通过改造或更新生产设备降低生产过程能耗，中长期可采用氢基直接还原铁结合电炉炼钢技术路线，达到近零碳排放预期。对于间接排放企业，增加绿电使用是最直接的方式，可考虑投资“光伏+储能”或签订中长期绿电采购协议。欧盟对绿电采购协议作为间接排放的抵扣凭证持认可态度，出口企业应积极主动与国内新能源发电企业签订中长期绿电协议，确保绿电供应使用的稳定性和合规性，同时注意在合同设计和国际认证衔接上不留模糊地带，避免后续抵扣凭证不被认可。第三，掌握碳关税话语权。出口企业应充分利用CBAM允许抵扣在原产国已支付碳价的规则，正确计算国内碳成本，准确记录在国内碳市场购买的配额成本、缴纳的环保税等相关成本数据和支付凭证，并在交易合同中书面明确抵扣利益的分配方式。同时，建议企业在出口报价中采用“碳价分离”的报价模式，将产品报价分为基础价和附加预估碳价两部分，并在合同中约定按照欧盟周期碳价进行多退少补，从而将碳价波动风险相对公平地在双方之间分摊。对于已经具备低碳优势的企业，不应仅仅着眼于节省碳关税成本，而应主动将这部分转化为“绿色溢价”，在谈判中清晰展示产品碳含量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默认值的减排量，并将由此节省的CBAM成本部分转化为利润。第四，构建风险防火墙。在贸易合同中，应明确出口方与进口方的责任界定，包括数据提供、申报纳税以及因一方责任未完全履行导致不良后果的处理方式。在法律适用与管辖方面，中国出口企业应争取适用中国法律并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管辖，如实际情况不允许，可考虑选择新加坡或香港等中立法域，尽量避免在欧盟成员国法院诉讼。此外，考虑到CBAM覆盖范围将从2026年的六大行业逐步扩展至2030年包括EU ETS覆盖的所有商品，企业应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明晰欧盟原产地规则要求，评估在东盟等与欧盟有优惠贸易协定的地区设立供应链的可能性，并通过与前端供应商共同投资开发低碳技术、发展绿色生产模式，将节约的碳关税成本进一步转化为收益。
五、结论与展望
CBAM作为全球首个系统性碳关税工具，标志着碳排放约束正加快从环境治理工具转化为国际贸易规则。围绕CBAM的法律争议，在本质上是全球气候治理规则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深层矛盾的集中体现。从WTO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的合规性质疑，到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内在冲突，CBAM所引发的国际法争议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刻影响全球贸易与环境治理格局的动态互动。
在争端解决层面，以俄罗斯WTO磋商请求为核心的多边路径已正式启动，双边磋商、区域合作与国际仲裁等手段则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应对体系。对中国而言，CBAM既是对出口竞争力的严峻挑战，也是推动国内碳市场建设、加速产业低碳转型、提升绿色贸易话语权的难得契机。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当在深刻理解CBAM法律架构的基础上，采取“多边与区域并重、政府与企业协同”的全面应对策略——既要充分利用法律武器捍卫正当贸易利益，也要以CBAM为外部压力倒逼国内绿色低碳发展，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规则重塑的过程中牢牢掌握主动权。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加快构建既符合国际气候治理规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碳关税法律框架已成为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但在边境碳调节机制设计、碳关税征收标准、国际规则衔接等关键领域仍需系统性立法突破，同时应大力培养熟悉碳税监测、报告、核查体系的法律复合型人才，研发碳关税模拟计算等智能化法律工具，以专业化法律服务能力支撑国家应对国际碳壁垒的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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